沈睿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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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美好,怎么活下去?

2017-01-24 08:24:21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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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我到今天还是不太能接受他成了美国总统。去年总统选举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准备了酒,坐在电脑前看结果,等待庆祝美国第一个女总统的诞生,我们欢乐地说着话,但是,随着夜晚的深入,我最终没有“勇气”坚持看下去,午夜过后两点多醒来,问老伴结果,他说:他赢了,而不是她。

我愣住了,愣了,坐起来,在黑暗中哭了,我知道自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哭得没有意义,因为政治斗争就是如此,败走麦城,就是成了神的关羽也有这天,好在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是四年的时间,也就是我的学生从进校到毕业的这么快的四年。

我来美国目睹的选举已经六次,参与的选举也已经三次,我这样安慰自己,还是哭个不停,整整一个月过去,我仍然在悲伤,两个月过去,我仍然悲伤,她的失败成为我个人的失败,她的失败就是我个人的失败,她代表了我对美国的向往和期待。

十二月初我在西班牙的巴萨罗那旅行,我在那里的大街小巷骑着自行车,想的事情却是美国的政治,想的问题却是法西斯主义怎样兴起,我躺在旅馆里读书,看新闻,看每一个深度分析,已经过去一个月,我还是无法理解,我试图理解发生的一切,我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大变动时代的前夜,我如一个孤单的小船,从美洲到欧洲,试图让地理距离給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我生活的美国。

坦白地说,到今天我还没有能接受——感情上——不能接受,虽然理智上,他已经宣誓就职了。不能接受的根本原因是我对“民主”有过真诚的期待。我曾经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曾经相信谎言不可能长久,我相信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公平,我相信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一定会尊重民主的原则。

事实说明,我非常幼稚,因为民主很可能就是大多人随众的“暴民”心态,“人民”的眼睛可能瞎了,因为“人民”其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每一个人,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决定他或她的视角,决定他们的政治立场。

作者的游行标语大大地写了六个字——女权等于人权!


希特勒就是“人民”选上来了的。谎言可以长久,不仅能长久,还可以变成一个信仰,还可以变成动力,比如有人说一个处女可以生出一个孩子来,这个处女的孩子成了拯救全世界的人——这样明摆的虚构,居然很多人相信,并因此大开杀机,为这个虚构,历史上有多少人杀了更多的多少人?

坦白地说,我感情上不接受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坐在美国最高领导的位置上的根本,还因为我是中国长大的,我是成年后才来美国求学的,我体验过什么是极权专制,政治恐惧,我曾经认为美国不会这样。

我曾认为美国是华盛顿的美国,是杰佛逊的美国:理性和启蒙思想创造的美国;美国是艾米丽·迪根森的美国,我曾站在她家的淡黄色的小房子前,跟我到那里上研究生的儿子留影,我说:我们跟美国的灵魂留影,那自由的,美丽的,聪明的灵魂。

我们不会沉默!


我曾觉得美国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美国,那个提倡爱与非暴力的美国,虽说马丁·路德金死于暗杀的暴力;美国是鲍勃·迪兰的美国: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称作是一个人? 一只鸽子要飞翔多少海洋才能睡在沙滩上?一个民族要生存多久才能获得自由?

我曾经期待美国人会比中国人知道得多一点,也更能做出选择,他们是民主社会里生活的,他们应该比专制社会里的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选择,更多思考的可能。虽然我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早就被现实打碎了,已经被打碎多年,可是每当总统选举,我这种理想主义又被点燃起来,我又开始相信民主……

我现在越来越对世界投以讥诮的目光。我曾对我的参与“黑人生命攸关”的学生说:“游行示威没有什么用处,你要想改变世界,就参与这个世界构建,为什么不去竞选当区长市长?游行示威有什么用?”

我的学生点头,好像同意我。前几天我对学生说这个周末我要参加女性大示威去,那个曾认真点头的学生突然问我:“沈老师你不是说示威游行这样的行动没什么意义吗?你为什么这次要去?”我一时无语,真的,我为什么要去?

放学开车回家,我被学生的问题搅动:我这个对民主失望的人,我这个对世界不抱希望的人,我这个认为法西斯主义兴起已经不可避免的人,我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与众人隔膜的人,为什么要积极地去示威呢?我曾经以为我再也不会去参与任何游行示威了。

我曾经参加过那么多示威游行,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是在游行中度过的。我们那时相信未来,而现在我已经不再相信未来,特别是在阅读了以色列教授尤瓦尔·赫拉利新著《神的人:明天简史》之后,我完全相信他的观点:不用一百年,人类将创造新的人种,这个人种将是人与新科技的合一——新人类将是有无限可能的神一样的人,我们的人类文明,不过三千五百年的文字文明将不再的未来,我真的为什么要去抗议或对一个政治小丑去示威?我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有什么威力?

昨天夜里大雨,闪电雷鸣,很难相信这是冬天,这是深冬,美国南方的天气温暖得让你觉得是初夏,我躺在床上看捷克作家依万·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的疯狂的世纪》,看另一个人的一生,想我的一生。

小的时候在北京,我们常常去游行,因为要庆祝一个伟大领袖说的每一句话,比如这样一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无来头的话,我们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呼喊口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值得庆祝的事情。

这样的话常常说出来,我也常常参加去庆祝游行。有一次游行,我实在太累了,忍不住幻想有一种传送带可以把我从西直门第一小学传送到天安门,我只要站在传送带上不走路,就可以到达天安门。这样的传送带在我来美国的第一天的机场里我遇到了,我记得自己站在传送带上,想到童年时的幻想,忍不住笑,好像跟梦相遇一样。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机场的快速走路传送带,都会立刻回到童年那一刻,我那刻的幻想。

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参加了很多游行,那一年的“四五”纪念那个时代的总理逝世,五四纪念五四运动,九月参加伟大领袖去世的游行,十月庆祝他的妻子被逮捕……那多事的一年,也是我们不停地游行的一年。

来到美国,我在美国雨津美丽的校园里读书,一天我遇到五个藏族学生在雨中抗议,我走过去跟他们交谈,我那时已经不再相信抗议的意义,但我还是被他们的抗议的精神感动,我想,有这种参与精神的年轻人的民族是有希望的,而我,没有参与的精神,也没有希望。

走出校园,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抗议的人群,我也这样对我的学生这样说。二十多年过去,我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我早就认为自己不再会参与的示威游行?

今天早上还是大雨滂沱,雨下得急促而激烈,好像要阻挡这场我不停地反思去还是不去的游行。十二点了,雨完全没有停的意思,我开始找鞋子,穿皮靴,这么大的雨,无法穿走路鞋,我开始找雨衣,记得自己的黄色的雨衣,从来都不用的,还是母亲生前我在中国买的。

我的东西,凡是母亲活着时我买的,母亲看到过的,我带到美国来的,我都舍不得扔,好像母亲的目光还在上面,我找来找去,老伴也跟着我找,他说他也看到过我的雨衣。

最后老伴拿出他自己的雨衣,帮我穿上,好吧,你穿这个吧。我穿好多年没穿的皮靴,防雨的,拿起手机线,挥手,准备好了。车库门打开,大雨瓢泼,我开车出去,想,我为什么要去?

雨雾茫茫,大雨挡住我的视线,大街上滚滚的水流,我几乎就是在水里开车,希望我的车没被水淹坏,我干嘛要冒着大雨去游行,难道就因为答应了就得去,这是我对老伴说的。他劝阻我别去了,这么大的雨。去之前跟一个答应跟我一起去的人打电话,他说他不去了,雨太大,再说,不会有人去的,这么大雨。

我把电话挂掉,不想多说,他送过短信来:我没有你的那种精神,他说。我想,他是美国出生的美国人,我是中国出生的,他不想参与,而我却冒着大雨去参与,是什么让我走出家门?

到达,停车,走出来,我穿上了两层雨衣,打起雨伞,走向会场,风雨交加,我的雨伞被风卷起来,我很担心没有什么人会来,这么大的雨,而我,我的脚步沉重而犹豫:我谁也不认识,我很怕谁也不认识的聚会。

大风狂卷,从我停车到会场大概是十五分钟的路程,走过三四个街口, 我开始看到人们在从各个街口走来,我惊讶居然有这么多人,更让我惊讶的是,风突然停了,雨也突然停了,不过几分钟,等我走过桃树大街,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走来。

作者看到的第一个标语,一个负重前行的老太太背上写着——我们帮助彼此向上!


我突然不再胆怯,也不再犹疑,取下雨伞,我开始走进人群,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围绕民权纪念馆,已经有上万的人了,人们还在继续走来,我跟在别人的身后,第一个看到的标语是:“我们帮助彼此向上”,是一个年迈的女人背着的,挂在她的背后,她挪动着衰老的腿,拄着拐杖,在我的前面吃力地走着。


我环看人们举着的标语,好像这些声音都在对我说:

“仇恨从来不使美国强大。”

“同情所有的人!”

“为美国价值站出来:平等、公正、尊重。“

“让法西斯再次害怕“

“女性的权利是人权!”

“爱你的邻居——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国籍,所有的性别,所有的年龄,所有的收入,所有的能力!”

“我不是从你的肋骨生出的,你是从我的阴道出生的。”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权力”

“美国梦足够大可以让每个人都分享!”

“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公正的挑战!”—马丁·路德·金。

“让美国更慈善!”

“抵抗建立在希望之上。”

“好人什么不做的时候,坏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来游行示威因为我为黑人和褐色的人,为穆斯林们,为移民们,为LGBT们,为不说英语的人们,为罪犯公正改革,为环境公正,为我的侄女与侄儿“

“我来游行示威是为了那个把我抚养让我相信的美国!”

参与就有改变的可能!


看到举着这个口号,我泪水突然涌出。这就是我来参与这次游行示威的根本!我参与,因为我曾经并仍然相信美国,我参与因为我必须站出来发出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个坐在白宫里的声音,我参与是因为我真的热爱这个社会的价值,这些价值代表了我相信并实践的伦理。

人越聚越多,到了下午三点多钟,人山人海,我在人群里跟左右的人们交谈。我身旁的一个老人是从纽约飞过来特地参加这里的游行的,他是一位退休的教授,在瓦萨学院教书。我高兴地说,我去过瓦萨学院,2003年我到瓦萨学院做过工作面试,可惜我没有被选上。

这位老教授笑着说:“你在短名单上,就很不错了!”我点头,他说,2003年我已经退休了。我说所以你不是拒绝我的一个。他教授国际政治,谈到瓦萨学院的新校长,他说,他非常高兴,新的校长不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

我说你飞到这里来,特地为这个游行吗?他点头:“我和妻子,我们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我们希望三代一起来,因为民主和民权的思想必须一代代地继承,我们希望我们家能把这个传统永远传下去。”

教授和妻子和女儿


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问,孙女们呢?他摇头:“很遗憾,我的孙女要在学校里演戏,今天下午必须排练,来不了,我们怎么跟老师说都没用,只好两代人来了。”我说,我能否给你们照一张照片?可以,我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照。


(本文作者沈睿系美国莫尔豪斯学院教授,女权时评圈评论员,著有《假装浪漫》等,新浪微博@沈睿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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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美国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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